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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良心－－医院里反搜捕的斗争
部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去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
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
伤的是无辜者，于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
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
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医院住有二十多个重伤员，当部队拿
著戒医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
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内政府联系；一方
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
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
将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
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并让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
员已经全部转移完，使部队扑了个空。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它坚
持的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
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了。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
的冲洗胶卷的店铺、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像的人很多，胶卷里的有关
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镜头的，一律没数，
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
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孩子心灵的创伤
部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
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当时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
况。六月六日，她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
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她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上班来学校时，
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
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在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时，只
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解放军充满恐惧。那
时我们散步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
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她幼小的心灵□终笼罩在恐布中。
她到美国后，还曾做过恶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机械
部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
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
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
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
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
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
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
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
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
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
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
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
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
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
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
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很大
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
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
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
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
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
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
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份说
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
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
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也使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
将了一军，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
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
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
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
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
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明中央军
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
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
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
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
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
朋友追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
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打字员：共产党以诈起家，说假话
成了习惯，终于不得不以天方夜谭来安慰自己。）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
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
○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
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
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
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
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
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
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
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
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
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
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
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的秽迹。
历史的罪人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
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了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
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
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
罪人的位置上。
血案遗迹今犹在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
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边的高层
公寓仍然如旧。我漫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
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
地铁标志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
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志却保留了下来。接著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
寓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当局为了掩盖部队
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
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
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志，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六四」结论自有人作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
中国早已对「六四」事件作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
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
作出的，而是由后世作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类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
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来讲，
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
压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站不
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曾说过这
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和
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六日